女仆手里的那封信是谁写来的？

位于纽约第五大道的弗里克收藏馆在历经多年翻修后重新对外开放，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的目光。开馆后，该馆举办了首次特展“维米尔的情书”，以荷兰画家维米尔（1632-1675）的三幅杰作展开，探讨其笔下的书信和情感。

“维米尔的情书”作为弗里克收藏馆新展的标题，颇具讽刺意味。它让观者以一种全新的、亲密的、可能是多情的视角来审视这位生平充满问号的艺术家。尽管约翰内斯维米尔是17世纪荷兰绘画界的神级人物之一，但数十年的学术研究却未能揭示出什么常规信息，例如，他的美术老师（假设有一位）名字是什么？又或者，他的模特是谁？当凝视他画中的女性时，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他的妻子、女儿，或者是一位好脾气的邻居。那些在安静的房间里独处的身影，或在制作蕾丝花边，或在全神贯注地往碗里倒牛奶。

弗里克收藏馆新展厅的“维米尔的情书”展览现场，包含维米尔的三幅以女性及其书信为主题的画作

此次展览仅展出了三幅画作，但这对维米尔来说已经足够了。因为这几幅作品都描绘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一位女性在仆人的协助下写信或收信。展览的核心是收藏爱弗里克（1849-1919年）本人收藏的心爱之作《情妇与女仆》（约1664-67年），这幅画已经从铺着绿色墙纸的西画廊中的位置移至全新的特展厅里。与这幅画一起展出的还有另外两幅维米尔的杰作，一幅来自都柏林，另一幅来自阿姆斯特丹。

正如展览标题所暗示的那样，维米尔的“情书 ”试图将三幅画作的主人公视为陷入爱情的通信者，她们的女仆了解她们的感情，并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

但这只是一个高度推测且不确定的前提。不妨看看《情妇与女仆》这件作品，这是维米尔尺寸较大的、且更具戏剧性的画作之一。一位金发碧眼的家庭主妇身着饰有白色斑点皮毛的黄色外套，她在写字台边，手里拿着羽毛笔。她抬起头，显得有些吃惊。她的女仆走进房间，递给她一个信封。这是一个小巧却引人注目的物体，扁平的白色形状在阴影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维米尔创作于约1664-1667年的神秘画作《情妇与女仆》，学者们仍在争论这封信的内容。

这封信是谁写的？也许是阿姆斯特丹一位表亲写来的，讲述了他家人在1665年鼠疫中遭受的苦难。又或许是一位当地商人告知这位女士，她的艺术家丈夫因挥霍购买青金石而欠下了巨额债务。维米尔正是用这种昂贵的石头来描绘出璀璨的蓝色。也可能是女仆自己写下的纸条，告知她要辞职。

展览策展人、阿姆斯特丹大学讲师罗伯特富奇（Robert Fucci）更倾向于将这幅作品视为“求爱主题”。他写道，这幅作品的内容可以通过维米尔同时代人创作的众多情书画来解释。其中就包括杰拉德泰尔博尔赫（Gerard ter Borch），他被认为是这一潮流的开创者，在1655年左右创作了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写信的女人》。维米尔和其他艺术家都借鉴了这一主题。这提醒我们，艺术创新往往始于集体努力，涉及的是一代艺术家，但他们之间的功劳并不总是共享的。

杰拉德泰尔博尔赫（Gerard ter Borch）《写信的女人》（非此次展品）

富奇接着探讨了普通非艺术人群的写信习惯。荷兰礼仪不鼓励女性给自己的情人写情书；男性应该主动发起情爱通信。但这种限制在1653 年似乎有所放松。当时，奥维德的《希罗里德》（Heroides）从拉丁文翻译成了荷兰文。这本小说集收录了《奥德赛》中佩内洛普王后等人的书信，为女性提供了书信自由和自我表达的新模式。富奇还引用了奥维德的《爱的艺术》（Ars Amatoria），他说，“情书是诱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开启并维持一段恋情的方式。”

不过，难道我们应该相信维米尔画中的女人除了男人就没有别的想法了吗？展览如此狭隘地聚焦于这一主题，以至于将这位艺术家扁平化为浪漫悬疑故事的创作者。像福尔摩斯一样对他的画作进行一番探索，思考其中的线索和令人费解的叙事固然是有趣的，但你同样可以对无数风俗画家进行同样的探索。维米尔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能将一种近乎宗教性的内在气质融入日常场景。从某种程度上说，《情妇与女仆》中发光的信封隐喻了他的全部创作。他的每幅画作都像是一个封闭的光之容器。

1632年，维米尔出生于代尔夫特，这是一个以酿酒厂和蓝白陶器闻名的繁华小镇。他在此度过了一生，却获得了不小的成功。他就像是一个艺术小池塘里的一条大鱼，曾是当地一个画家公会的会长，并涉足艺术品交易，以养活他的大家庭。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法国军队入侵荷兰，破坏了艺术市场和其他大部分事物。维米尔43岁去世时，负债累累。

艺术评论家提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

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维米尔的作品一直默默无闻。直到 19 世纪晚期，艺术评论家提奥菲尔托雷（Theophile Thor）在荷兰旅行时偶然发现了维米尔的作品，并撰写了一篇由三部分组成的文章，称他是一位被忽视的天才。当时，托雷称其为 “代尔夫特的杨凡德梅尔 ”，这的确是一个谜。他的信件、销售记录以及其他文件都在风中飘散。同时代的人对他的个性和工作习惯没有任何记载。

W. Brger (提奥菲尔托雷笔名)的文章标题小插图，“代尔夫特的杨凡德梅尔”，《美术报》第8期（1866年）

或许只有一位鲜为人知的艺术家才能催生出如此多的故事。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维米尔的作品衍生出了一部歌剧；一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斯嘉丽约翰逊在电影中饰演一位端庄的女仆模特，为油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摆姿势；以及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行业，使得备受尊敬的学者们就其作品的意义争论不休。其中一些研究反映了一种学术潮流，即从艺术赞助和经济史而非单个物品中寻找意义。评论家安德鲁格雷厄姆-迪克森（Andrew Graham-Dixon）在其即将出版的《维米尔》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这位艺术家的主要赞助人、收藏家玛丽亚德克努伊特（Maria de Knuijt）身上。据说，她购买了维米尔大约一半的作品，并在遗嘱中慷慨地留给了他500荷兰盾。格雷厄姆迪克森绕过了情书的途径，转而认为维米尔是根据德克努艾特的精神信仰来量身定制的。

而在另一本即将出版的新书《走近维米尔：画家及其艺术的新研究》中，德克努伊特也受到了新的关注。该书籍旨在为2023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维米尔大展作总结。那场展览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维米尔绘画作品展。该展览汇集了维米尔 37 幅已知画作中的 28 幅作品，其中包括目前在弗里克美术馆展出的三幅作品。

维米尔，《情书》，约1669-1670年，借展至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这幅画是三幅画中尺寸最小的一幅。

然而，你永远不会嫌弃与维米尔相处的时间。弗里克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人们与珍贵的作品重逢。其中，最小的一幅画作《情书》借展自阿姆斯特丹，尺寸仅为17 x 15英寸。不要给这幅画的标题赋予深刻的含义，标题只是20世纪的附加物。这幅作品会将你带入一个昏暗、杂乱的走廊，透过敞开的门框，你会看到一个房间，黑白相间的地砖在空间中逐渐消退。 一个手持乐器的女子则一反常态，她的眼睛向上翻着，一边和她的女仆聊天，一边露出眼白。这在画作中矩形套矩形的效果下，显得格外有趣。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绪飘到了维米尔的二十世纪荷兰后裔皮特蒙德里安笔下的纯净网格上。

维米尔，《写信女子与女佣》，约1670-72年，借展自爱尔兰国立美术馆

另一幅借展作品《写信女子与女佣》（约 1670-2 年）来自都柏林的爱尔兰国家美术馆。这幅作品以低沉的土色调构成，令人叹为观止。画面左侧的橄榄绿色窗帘被拉开，露出房间的一角，一位女士坐在铺着地毯的桌旁，手握羽毛笔，正忙着书写。一束光线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蓬松的袖子上，衬托出她丰满的肌肉感。前景中，地板上散落着一些小物件：一根封蜡、一枚红色印章，还有一张揉皱的纸，这或许是被丢弃的初稿？在角落里等待的女仆同样个性鲜明，或许她也捕捉到了与创作者相处所需要的耐心。她的视线从女士身上移开，瞥向窗外，仿佛在思考：“写一封信要花多长时间？”

综合来看，从展出的三幅画作中，我们会发现艺术家希望从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同一个场景。令人着迷的是，从一幅画到另一幅画，维米尔与他笔下的女主人公之间的距离有远有近，又或许根本就没有距离。相比于《情书》中描绘的两位女性身处房间后方的景象，或是相比于女性永远站在分隔的绿色帷幕之外的都柏林画作，弗里克收藏的《情妇与女仆》让人能直接走进房间，人物几乎与真人大小相同，仿佛艺术家按下了相机的变焦按钮。艺术家大卫霍克尼和其他一些学者曾认为，维米尔曾使用了镜头和其他光学设备来构图。

前进几步，后退几步，维米尔在探索透视法的过程中，显然花了大量时间在铺着黑白棋盘格地板的房间里穿梭。他让你清晰地、看似完美地感受到室内日光的景象，并邀请你与他一起欣赏。这听起来或许不是什么令人心醉神迷的事情。不过没关系，因为心醉神迷需要你闭上眼睛，忽略画面本身。

展览将持续至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