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里的宋人｜韩琦和蔡襄的仕途挫折

书信，是与宏大历史叙述有一定距离的私人场域。“书信里的宋人”基于宋代士大夫之间的私人往来信件，力图带领读者走进宋代士人的内心世界。

北宋庆历五年（1045）四月，京杭大运河的码头城市扬州迎来了一位37岁的新知州。新知州喜欢养花，他在自己府衙的后花园种了一些名贵花木。有一天，他在后花园赏花时，突然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芍药。这株芍药在一根枝上开了四个杈，每个杈上各开了一朵花。知州觉得这是一件很祥瑞的事，就准备将它们摘下来，再叫上三个人一起来戴花。

在宋代，男人戴花是常事，特别是在聚会、宴饮、游乐等活动中，男人们经常摘一些花戴在头上，增加欢乐的气氛。知州想好了活动内容之后，就开始寻思找谁来一起分享这美妙的时刻。参加聚会的人最好学识、身份要差不多，这样才能有共同语言，不会有疏离感——懂风雅的朝廷命官是最合适的。

当时的扬州城里有两名现成的官员，一名是扬州通判王珪，通判是知州的副手，身份很合适，而且王珪是有名的才子，文章写得非常好。虽然王珪才26岁，但由于他科举考试时中了榜眼，所以第一任就分到扬州任通判。另一名是担任判官的王安石，他年龄更小一些，才24岁，他和王珪是同一年的进士，他是殿试的第四名。据说王安石本是第一名，但试卷中有一句话让仁宗皇帝不悦，就被换到了第四名。凭借优异的成绩，王安石也是第一任就被分到扬州，他所担任的签书判官比通判级别略低。这两个王姓同年都可谓年轻有为，前途无量。

还缺一个人，但州府里实在没合适的了，知州就约了一名武官。到了聚会这天，这名武官闹肚子，临时爽约了。知州就说，看看路过扬州的客人中，有没有合适的朝廷官员。结果还真有一位名叫陈升之的官员，他跟知州年龄相仿，之前担任过谏官，还跟知州是老相识。

四个人凑齐了，大家就一起来到后花园赏花、喝酒、吟诗、簪花。原本这只是北宋士大夫稀松平常的休闲时刻。可是，多年以后人们发现，这四朵芍药不平凡，这四个人也不平凡，因为戴了这四朵花的四个人，后来全部成为了宰相。

北宋著名学者沈括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梦溪笔谈》，有画家读到这个故事后，就把它画成了一幅画，久而久之，“四相簪花”就成了一个经典的绘画母题。

（明）仇英《四相簪花图》，尺寸馆藏不详

（清）任薰《四相簪花图》，尺寸馆藏不详

这名组织聚会的新知州就是韩琦（1008-1075）。“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调任扬州，他到扬州之后给朋友蔡襄（1012-1067）写了一封信。蔡襄此时正在福州，他收到信后给韩琦回了一封信，蔡襄这封回信就是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海隅帖》。本文就以蔡襄这封信为线索，讲讲蔡襄和韩琦的友谊，以及他们是如何从朝廷外放至地方，又是如何面对这段仕途挫折的。

（宋）蔡襄《海隅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寒门之友

《海隅帖》内容如下：

襄再拜。

“再拜”是古人写信时常用的敬词。

襄海隅陇亩之人，不通当世之务。

我来自海边的农村，不懂得如何谋身立世。蔡襄是福建仙游莆田人，出生于乡村农家，所以自称“海隅陇亩之人”。两个“襄”字都写得非常小，这是表示谦虚和对收信人的尊敬。

唯是信书，备官谏列，无所裨补。

我之前担任修起居注和谏官，也没有什么功劳。

得请乡邦，以奉二亲。

现在得以回到家乡，奉养双亲。

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

如此厚重的天恩和幸运，都是托您的恩赐。“公”代指韩琦，所以蔡襄写到“公”字时另起一行，以表尊敬。

自闻明公解枢宥之重，出临藩宣，不得通名。

自从听说您解除枢密院的重任，到藩镇任官，一直没给您写信。“明公”也是指韩琦，所以也另起一行。

下史齐生来郡，伏蒙教勒，拜赐已还。

您的下属齐生送来了您的书信，非常感谢，他已经返回去了。“教勒”代指韩琦写的信，也另起一行。

感愧无极。

我感到非常愧疚。

扬州，天下之冲，赖公镇之。

扬州位于交通要道，靠您来坐镇了。“公”字依然另起一行。

然使客盈前，一语一默，皆即传著，愿从者慎之。

您那里往来人员很多，您的一言一行会很快传播开来，要提醒身边的人务必谨慎。“从者”指韩琦身边的人，前面留空与提行另写类似，也是表尊敬。

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感激倾依之至。

对您的尊敬、仰慕、感激和思念之情无以言表。“门阑”指韩琦家的门庭，所以另起一行。

襄上，资政谏议明公阁下。谨空。

这是落款。“资政谏议明公阁下”是对韩琦的称呼。“资政”是指韩琦的职衔“资政殿学士”，“谏议”是指韩琦的官衔“右谏议大夫”，“明公阁下”是尊称。“谨空”是书信末尾的结束语，意思是空出这个位置，请收信人提意见。

朋友之间写信一般用行书，蔡襄的传世书信基本也是行书，但他写给韩琦的这封信用了非常工整的楷书，这表明蔡襄写信时的态度是非常恭敬的。信中的用词也很显恭敬，比如“瞻望门阑，卑情无任”“明公阁下”。此时蔡襄33岁，跟韩琦年龄差不多，既然是年龄相近的朋友，蔡襄写信时为何要态度如此恭敬呢？

首先，此时韩琦和蔡襄虽然都是知州，但蔡襄的官衔是右正言，从七品，而韩琦是右谏议大夫，从四品，两人官品差距较大。另外，韩琦之前担任过枢密副使，而蔡襄之前是谏官，差遣的级别差距也不小。第三个原因应该就是蔡襄信中提到的“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蔡襄是个孝子，一直希望能够跟父母在一起，还曾想把父母接到京城去，但蔡襄父母不愿意离开家。蔡襄此次虽然被迫离开京城，但能够回到家乡工作，同时侍奉父母，蔡襄还是非常开心的。他能够回福建工作，得到了韩琦的帮助，所以蔡襄对韩琦怀有感恩之心。

这并非韩琦第一次在官场上给予蔡襄重要帮助，早在八年之前的“景祐党争”事件中，韩琦就曾帮助过蔡襄。景祐三年（1036），担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弹劾宰相吕夷简，结果反被冠以“朋党”的罪名而外放，声援他的欧阳修、余婧、尹洙也被外放。当时24岁的蔡襄刚刚结束进入仕途的第一任差遣“漳州军事判官”，来到京城待选。他见朝廷如此对待范仲淹等一众官员，义愤之下写了一首《四贤一不肖》长诗，大力赞扬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批判身为御史却不发声的高若讷，此诗引起轰动效应。

《四贤一不肖》诗的迅速传播也给蔡襄带来了麻烦，泗州通判陈恢上奏章请朝廷治蔡襄的罪。这时，担任左司谏的韩琦立即站出来发声，说陈恢越职言事，应该重贬，朝廷就没有处理蔡襄。从此，蔡襄和韩琦就成了朋友。

在受到韩琦恩惠之后，蔡襄也投桃报李。庆历三年（1043）初，仁宗皇帝欲变革朝政，专门任命了四名不畏权贵、敢于发声的年轻官员做谏官，蔡襄就名列其中。经过宋夏战争，范仲淹和韩琦声望倍增，谏官们希望仁宗将韩、范二人召回朝廷加以重用，蔡襄专门写了《乞用韩琦、范仲淹奏》。朝廷听从谏官的意见，任命韩琦、范仲淹为枢密副使，韩、范二人反复推辞，蔡襄又上《论范仲淹、韩琦辞让状》，希望朝廷拒绝韩、范的辞让，坚决任用他们。最终，韩、范二人回朝担任枢密副使。

为什么蔡襄、韩琦会在官场上相互扶持，又能在生活中成为朋友呢？除了政见一致、性情相投之外，根本原因是他们都出身寒门，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又都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相同的政治追求。

蔡襄是“海隅陇亩之人”，祖上三代务农。韩琦的父亲韩国华虽然官至右谏议大夫，但在韩琦四岁那年就去世了。韩琦由哥哥抚养长大，未享受到父亲的恩荫和政治遗产，他凭自己的努力考中进士。其实不止韩琦和蔡襄，团结在范仲淹周围的官员基本都是寒门官员，共同的出身、立场和追求让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在生活中成为朋友。他们在官场上没有那么多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故而都能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敢于对玩弄权术、以权谋私的权贵阶层“亮剑”。

误判形势

“庆历新政”的结局是改革派官员全部被外放，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被外放的时间和原因又各不相同，这种不同体现了反对派对改革派逐步进攻的一个过程，也体现了仁宗对于新政和改革派官员态度变化的过程。

“庆历新政”正式开始实施大约是在庆历三年（1043）十月。到第二年四月时，朝中就开始出现改革派官员勾结朋党的论调，欧阳修撰写《朋党论》予以回击，此时仁宗只是有所怀疑，但没有采取动作。六月份时，夏竦进一步诬蔑富弼、石介等人要废帝自立，仁宗开始采取措施，将改革派的领头羊范仲淹调离朝廷，让他去陕西、河东巡边。八月份时，富弼也调离朝廷，到河北巡边。到此时，仁宗也只是将改革派首领人物外放，减少他们组织谋反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免掉他们的差遣，范仲淹依然是参知政事，富弼依然是枢密副使，新政依然在进行。

富弼刚到河北，河北保州就发生了兵变，河北都转运使张昷之被罢免并调离河北。朝廷需要新任命一名都转运使，宰相晏殊就安排欧阳修去接任，因为晏殊觉得欧阳修论事太过于耿直，得罪了很多人，不利于朝堂稳定。晏殊一直是非常支持寒门官员的，范仲淹、欧阳修、蔡襄都受过晏殊的提拔和栽培。晏殊担任应天府知府时，曾邀请范仲淹到应天府书院任教，培养了大量人才。蔡襄和欧阳修考进士时，晏殊是主考官，所以蔡襄和欧阳修都是晏殊的门生。最初仁宗想要任用谏官开启改革时，晏殊首先就推荐了欧阳修。所以，晏殊将欧阳修调走的初衷应该是为了保护欧阳修，以免他遭受反对派的攻击，同时也可以缓和紧张的朝堂氛围，以便新政能够继续推行下去。

年轻的蔡襄并不理解晏殊的苦心，他联合另一名谏官孙甫一起提出申请，希望将欧阳修留在朝廷，他们的理由是欧阳修擅长议论朝政，让他留在朝廷可以更大地发挥他的长处，但晏殊没有同意。于是，蔡襄和孙甫认为晏殊已经背离了初心，站到了改革的对立面，他们就开始弹劾晏殊。此时排在晏殊后面的大臣是枢密使杜衍，杜衍是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如果晏殊下台，接替他的就应是杜衍，所以蔡襄他们弹劾晏殊，应该希望杜衍上台。

蔡襄和孙甫列举了晏殊多项罪名。首先说晏殊给仁宗的亲生母亲李宸妃写墓志铭时，绝口不提李宸妃是仁宗的生母这件事。这其实是一桩多年前的旧案，仁宗本是李宸妃所生，但是被当时没有儿子的皇后刘娥抱走认作了儿子，还不让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这也就是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原型。在李宸妃去世的时候，皇太后刘娥还在垂帘听政，晏殊写墓志铭时当然不敢提李宸妃是仁宗生母，所以这并不算什么罪过，而且后来仁宗知道自己身世之后，已经处罚过晏殊了。蔡襄和孙甫此时旧事重提，就是为了给晏殊罗织罪名。

其次，蔡襄他们还说晏殊当宰相期间以权谋私，让士兵去给自己盖房子，这种做法其实是当时的一种惯例，也不算大的过错，而且也不是晏殊亲自安排的，是他身边人安排的。

除了以上两个罪名之外，蔡襄他们还说晏殊在担任枢密使和宰相期间，“首尾数年，不闻奇谋易略以了国事”，意思是说晏殊没有采取有力的举措来解决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如灾害频繁、盗贼丛生、冗兵严重、百姓生活困难、外交失误等。蔡襄他们的言下之意就是：你晏殊作为宰相，没能解决国家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你还要阻挠，还要把积极支持变革的欧阳修调走。既然如此，为了新政，为了国家，我也就无法再顾及师生情谊，必须要把你从这个位子上拉下来，换更加支持改革的人上去。

所以，蔡襄弹劾晏殊，并非单纯因为他把欧阳修调走而一时义愤，更主要的是觉得晏殊太过于循规蹈矩，不够激进，不解决问题。蔡襄的出发点是为大义而非私情，只可惜，他没有看清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看懂晏殊可能才是那个明白人。晏殊知道仁宗已经对改革派心生不满，试图在改革派和反对派之间周旋，结果反倒被蔡襄给将了一军。

在蔡襄和孙甫的弹劾下，仁宗还真把晏殊给罢免了，至于仁宗到底是因为哪一条罪名或出于何种考虑罢免晏殊就不得而知了。总之，蔡襄的这次弹劾成功了，只是，事情却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

无奈退场

晏殊下台之后，枢密使杜衍顺位而上做了宰相，这时枢密使的位置空出来了，副宰相贾昌朝就做了枢密使，那副宰相的位置又空出来了，仁宗想调京东路安抚使陈执中来做副宰相，这个决定遭到了蔡襄和孙甫的坚决反对，他们说陈执中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为人狠毒。陈执中真是这样的人吗？如果真是，为什么仁宗还要重用他呢？

首先，陈执中不是进士，他靠父亲的恩荫进入仕途，这种出身一般也就当个基层官员，混口饭吃，可陈执中是个例外，他凭借自己谈论国事的文章赢得了皇帝的肯定和重用，又因为政绩突出，官至三司户部副使（类似于财政部副部长），后来又担任同知枢密院事（类似于国防部副部长）。虽然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但陈执中毕竟没有学历，很多进士出身的官员都觉得他不学无术。更给他减分的是他的性格，陈执中性格乖张，手腕强狠，喜欢独断专行，经常得罪人。此外，他不像大部分文官那样喜欢诗酒风雅交朋友，他不在乎官场人情，也不拉帮结派，只紧抱仁宗一人的大腿，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有的官员不理解仁宗为什么要重用陈执中，还当面询问仁宗，仁宗回答说：“我重用陈执中，是因为他对我一片忠心。”

仁宗想让陈执中担任副宰相，还跟一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庆历三年（1043）五月，在京东路的沂州（今山东临沂）地区，一名叫王伦的士兵拉拢了一帮人造反，杀了沂州的军队长官，还自制了黄袍，自改了年号。朝廷派两名武官前去平叛，叛军就往北边的青州逃窜。当时京东路安抚使陈执中坐镇青州，他挡住了叛军，叛军又调头南下，中途经过各州县时再没有遇到抵抗，一路畅通无阻。有的州县为了避免战祸，还好吃好喝招待这伙人，拿钱买平安。面对这种状况，朝廷竟无法应对，只有京东路都廵检傅永吉一路追缴叛军。叛军出了京东路地界、进入淮南东路之后，傅永吉还紧追不放，又穿过了淮南东路，进入淮南西路，一直追到了和州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市和县历阳镇）的长江边上，才将这伙人剿灭，避免他们进入江南为乱。

到了第二年，傅永吉因平叛之功被皇帝召见。仁宗当面褒奖他，傅永吉说“臣能一路追缴叛军，都是安抚使陈执中下的命令，我是奉命而行，才能有如此功绩”。仁宗这才知道原来是陈执中在指挥平叛，他没有只顾自己的辖区，而是让下属一直追缴，直到将叛军消灭。可是都一年多过去了，陈执中丝毫没提过自己的功劳，这让仁宗大为感动。

陈执中之前曾在朝中担任同知枢密院事，宋夏战争爆发后，他被派往西北，与夏竦共任“战区总指挥”，后因与夏竦不合，被调离战区。战争结束之后，西北的主要将领大多都回朝被提拔重用，但陈执中依然在地方担任安抚使和知州，他没有心怀不满，反而能默默地为朝廷分忧。此时全国各地叛乱频发，仁宗非常头疼，他就需要有陈执中这样的人来坐镇指挥。于是，仁宗感慨之余询问陈执中在青州多久了，傅永吉说两年了。仁宗觉得时间不短了，该把他召回朝廷了，想让他担任副宰相。

蔡襄和孙甫不理解仁宗的心意，极力反对重用陈执中，他们说如果陈执中执政，是全天下的不幸。仁宗这次没有妥协，他甚至懒得再听谏官们争论此事，干脆让太监带着任命诏书去陈执中所在的青州，当面向陈执中宣读，还给陈执中带了口谕：“朕重用你，满朝官员都反对，但朕不受他们蛊惑，坚决用你！”第二天上朝时，蔡襄还没开口，仁宗就满脸不悦地说：“不就是要说陈执中的事吗？我已经派人去青州召他回朝了。”蔡襄和孙甫一看仁宗的架势，知道仁宗这次是铁了心，就没敢再说话。

仁宗其实是一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如果有人坚决支持或反对某事，仁宗经常会犹豫不决，但这次面对谏官们的反对，仁宗却是一点都听不进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当时的朝堂大环境有关。仁宗本就已经对改革派起了疑心，开始对他们采取动作。之前为了实施新政，仁宗把很多权力都下放给了改革派，以便他们能够大刀阔斧地实施新政。范仲淹、富弼在人事任免上大动干戈，仁宗基本不过问，谏官们提的谏议，仁宗也基本照单全收。但是，当仁宗起了疑心之后，就开始陆续把改革派的核心人物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外放出去，从而逐步回收自己对朝政的控制权。这次他拒绝谏官的谏议，坚持把从不拉帮结派、只对自己忠心的陈执中调进来，依然是进一步回收朝政控制权，所以谏官们越反对，他越要用陈执中。

直到这时，蔡襄才意识到，仁宗对谏官已经非常抵触了，他没法继续待在皇帝身边，就开始给自己找退路。蔡襄一直希望能回到福建老家工作，就近侍奉父母，他就申请出任福州知州。

新上任的宰相杜衍是积极支持新政的，他还想为蔡襄说情，枢密副使韩琦拦住了杜衍，说此时为蔡襄说情，仁宗更会觉得他们是在勾结朋党，会对他们更不满，于是杜衍也就不再发声，蔡襄这才回到福建，担任福州知州。蔡襄在写给韩琦的信中说“天恩之厚，私门之幸，实公大赐”，应该与韩琦此举有关。

被迫离京

当改革派官员一个接一个离开京城时，身为枢密副使的韩琦却依然能够待在朝廷，这首先是因为他对新政参与不多。庆历三年（1043）八月，当范仲淹被任命为副宰相并主持新政时，韩琦被派回西北战区担任陕西宣抚使，直到庆历四年春才回京。韩琦回京后的差遣依然是枢密副使，他主要管理西北的军务，对新政参与较少。另外，韩琦不像范仲淹、欧阳修那样与反对派针锋相对，即便因公事与人有所争论，他也会私下与对方和解，而且在看到形势发生改变时，韩琦能够收敛锋芒，不引起皇帝过多的反感和猜疑。所以，内侍蓝元震在仁宗耳边抛出改革派“朋党”之论时，并没有点名韩琦，夏竦在诬蔑改革派试图废帝另立时，也没有将韩琦纳入谋反队伍。

到新政末期，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蔡襄等改革派骨干陆续调离朝廷，反对派仍不甘心，继续借苏舜钦的“进奏院案”攻击改革派，试图将范仲淹和宰相杜衍拉下马，韩琦终于开始激烈发声。他先是在仁宗面前替苏舜钦等人辩解，揭露反对派借“进奏院案”构陷范仲淹和杜衍的阴谋，但没有起作用，相关人员仍被重罚。事后，范仲淹因“朋党”罪名被罢了副宰相的头衔，富弼被罢了枢密副使的头衔，宰相杜衍也被罢相，改革队伍几乎“团灭”。韩琦无奈之下就冒着“朋党”的嫌疑给仁宗上了这样一篇奏章：

陛下任用杜衍为相才一百二十天就把他罢免了，想来陛下一定是看到了他的过失，臣不敢非议。范仲淹说到西北守边，朝廷就让他去了，也算师出有名。可富弼被外放，对朝廷来说损失太大了！臣一开始不敢轻易议论，想着言官们和有见识的人必然能够帮陛下辨别实情，可这么多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开口。大家都怕惹祸上身，这也是人之常情，可臣受国之重恩，占着枢密副使的位子，看到有事关乎国家大计，迷惑天下人耳目，怎么能明哲保身而不发声呢？

富弼天生忠义，之前契丹趁我们与西夏开战，大兵压境，对我们狮子大开口，提出过分要求，是富弼不顾生死，只身赴敌营与辽国斡旋，签订和议条约，他那种为国事奋不顾身的气节让辽国人都竖大拇指。去年秋天，辽国集结大军，声称讨伐西夏，朝廷派富弼到北边探查虚实，完事之后他返回京城，刚到城门口就被告知他被派到外地任官，立即出发，连城门都没让他进。富弼到底有什么辜负了朝廷，竟遭受这种耻辱？恐怕从今往后，那些忠臣义士都会以富弼为教训，谁还肯为国尽力，这难道不是巨大的损失吗？臣知道朝廷命令已经下达，不能再更改，但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损失，愿陛下慎重考虑。

最近李用和生病了，陛下想把李昭亮召回来管殿前司，武臣当中难以找出替代李昭亮的合适人选。陛下不如趁此机会让富弼到定州，仍兼任部署的职位，再派一名内侍去向他宣旨，让他回朝汇报河北地区的公事，然后陛下您当面安慰他，再让他赴任。富弼一向忠义，必然感恩，以死效力，不会介意是在朝还是在外。这样一来，朝廷就把北边的事委托给了富弼，西边的事委托给了范仲淹，让他们日夜经营，防止辽国和西夏进攻，这样就不算轻慢富弼了。

臣之所以敢提出以上建议，不怕被人说勾连朋党，是因为朋党的目的是求升迁，现在臣已经到了枢密副使的位置，只要小心翼翼，不得罪人，不乱说话，就可以慢慢升迁，又何必非要为有罪之臣说话，自取祸患，这样勾结朋党岂不是太拙劣了吗？望陛下体察臣的用心，臣就不会有朋党嫌疑了。最近很多官员攻击忠良，发泄私愤，非国家之福，望陛下明察。

韩琦这篇奏章交上去之后，没有得到回应，韩琦就知道自己也开始被排挤了。反对派见韩琦开始不断为改革派发声，很不满，就到仁宗面前说韩琦的坏话。仁宗替韩琦遮掩，说韩琦性子直，大家不要跟他计较。

反对派见仁宗袒护韩琦，开始想别的办法攻击他。之前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时，陕西地区发生了“水洛城案”，将军刘沪和文官董士廉违抗朝廷命令，坚持修建水洛城，曾担任韩琦助手的尹洙将他们抓进了监狱。韩琦在此案中牵涉很深，他就是阻止修建水洛城的最大主谋。在欧阳修等谏官的协调下，此案最后大事化小，涉案双方都没有受到严重惩罚，韩琦也平安无事。当反对派想构陷韩琦时，就又将此案翻出来，再把它由小变大，准备将韩琦拉下马。

于是，文官董士廉就忽然跳了出来，状告尹洙有公使钱腐败案，朝廷就派人去查，只查出了一点点的公使钱违规使用问题，然后就将尹洙定为重案犯，来了个“超额”重判，目的就是让韩琦承担连带责任。韩琦此时本应营救尹洙，但他自知如果此时站出来，不仅救不了尹洙，还得把自己搭进去。于是，韩琦主动请求离开朝廷，调任扬州。仁宗此时已经想彻底终止新政，就顺水推舟，罢免了韩琦的枢密副使职位，将他放到扬州去了。

基层沉淀

蔡襄携妻儿离京南下，没有直接去福州赴任，而是先回仙游县的乡下拜见父母，蔡襄的儿子也首次见到了爷爷奶奶。蔡襄此时已有积蓄，就想把家从乡下搬到离城近一些的地方。他在兴化军城南买了一块地，准备建一座新宅院，再在附近买一些田产。

蔡襄托亲戚帮忙督建宅院，自己接上父母赴福州任。到福州后，蔡襄登高望远，写下“城头近晚忽开晴，有色皆鲜是物清”的诗句。可见，虽遭受仕途挫折，蔡襄的心情仍是愉快的，因为他觉得“不比儿曹夸衣锦，自缘恩与养亲荣”，是不是衣锦还乡不重要，能在父母身边报答养育之恩就很快乐。

蔡襄在知道韩琦外放扬州之后，一直不敢主动联系韩琦，担心他们的联络会成为“朋党”的证据。直到韩琦派下属送信来，他才敢回信，并且在信中叮嘱韩琦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了把柄。

多年后，四十多岁的蔡襄在回忆这段谏官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天子误采拔，谓有谏诤风。既叨言责地，蹇蹇思匪躬。

窃不自度量，语剡奸邪胸。一毫抗千钧，摈落无留踪。

同时皆骧首，金紫班着崇。惟予守长乐，幸就禄养丰。

蔡襄觉得自己当谏官时不自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官场凶险，只知凭借满腔热血，以一毫之力对抗千钧的奸邪，结果“摈落无留踪”，庆幸自己还能回家乡侍养父母，还拿着丰厚的俸禄。

蔡襄利用在家乡工作的机会理顺家族中的各种家长里短，完成了“齐家”的任务。他爱好很多，喜欢风雅，又善于人情往来，结交了很多福建老家和来福建任官的朋友，大家一起切磋书法，唱和诗词。闲暇之余，他到处游山玩水，逛寺院，访道观，日子过得非常快活。

两年多之后，蔡襄升任福建路转运使，又过了一年多，蔡襄父亲去世。在父亲最后几年的时光中，蔡襄能够一直守护在父亲身边，这在当时的官员队伍中是不多见的，蔡襄应该可以心无遗憾了，他安心地开启了自己三年的服丧期。

刚到扬州的韩琦是有点不适应的。他之前的人生一直是“进攻型”的，19岁考中进士榜眼，二十多岁任谏官时敢言直谏，曾“片纸落去四宰执”，一篇奏章让两位宰相、两位副宰相全部被免，连犯法的皇亲他也敢弹劾。韩琦喜欢研究军事，32岁到西北抗击西夏，积极主张进攻，35岁回朝担任枢密副使，在新政失败之际敢于力挽狂澜，与反对派对抗。现在忽然转移到“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州，韩琦也只能学着放缓节奏，享受风雅。

对于紧张了多年的韩琦来说，扬州府衙里几乎等于没什么活儿可干，他又不敢去干预朝政，只好找点闲事打发时间。他开始对府衙后花园里那些花来了兴致，就漫步其中，研究不同品种的奥秘。他发现扬州的牡丹很有特色，比洛阳牡丹更纯粹。这是什么原因呢？韩琦研究了一番，找到了答案，洛阳牡丹名气大，养花人为了卖个好价钱，会不断进行人工干预，使得有些花朵看起来不够真实自然了。扬州牡丹名气不大，养花人也不会过多折腾它们，反倒使它们看上去更多了一份自然美。

相比牡丹，韩琦更爱芍药。他的后花园里就种有不错的芍药，有一天，他发现了四朵长得奇特的芍药，就邀请了三位官员一同簪花，这就是本篇开头“四相簪花”的故事。

韩琦有了好的芍药品种，就派人送给安徽滁州的欧阳修。欧阳修新修了亭子，喜欢在亭子里喝酒，听琴，赏花，他正缺好花木，韩琦送的美物正当其时。

在参与簪花的四个人中，最年轻但后来最有名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喜欢读书，据说他每天读书到很晚，第二天也会起得比较晚。韩琦以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有什么不良的夜生活，就找王安石谈心，要他改正。王安石也不辩解，他这种不屑的态度让韩琦有些不满，但王安石也不在意。这大概是王安石和韩琦最早的不愉快。二十多年后，王安石协助宋神宗推行变法，韩琦成为极力反对变法的代表性人物。

虽然扬州的生活优哉游哉，可韩琦的内心并不畅快，相比蔡襄的安于当下，韩琦更渴望积极向上。有一天，一位太常博士一时兴起，搞了一个宴饮和射箭活动。射箭玩的是儒家“六艺”中的射箭术，却勾起了韩琦对往年沙场征战的回忆，一时间，韩琦心潮澎湃，激情万丈。

蔡襄从京城调任福州时，他的官衔不仅没降低，还从秘书丞升为了右正言。韩琦离开京城时，官衔也没降低，还加了资政殿学士的职衔。这说明，仁宗并没有将新政失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们，也并不是要惩罚他们，只是将他们调离朝廷，避免“朋党”嫌疑而已。这既是仁宗对皇权的保护，也是对这些寒门官员的保护。善于平衡之术的仁宗应该心里很清楚，这些积极支持改革的寒门官员都是万里挑一的人才，不仅有干实事的意愿，更有干实事的能力，以后还大有用得着他们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