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把现场体验当作商品,你就有可能毁掉这种体验。”
——阿兰克鲁格(经济学家)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欲望无处不在,黄牛亦如是。
就拿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来说,景德镇的“鸡排哥”李俊永在被流量层层围住的同时,也成了黄牛的逐利对象。
原价6块一份的鸡排,若是“开摊第一份”,将被卖到200元;若只为一口鸡排,黄牛开价30-50元替人排队;若不想排队又想见鸡排哥,150元转让靠前排队号码……
看起来虽然很荒唐,但在黄牛眼中,能说会道、擅长制造情绪价值的“鸡排哥”是时下最热的“社交货币”。由此,“见到了鸡排哥”或“吃到鸡排哥的鸡排”的现场体验,俨然变成了一张张能加价卖出的“演唱会门票”。
如今,我们的生活中,很难不和擅长“捕捉流量”的黄牛发生联结:从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一个热门景区的预约名额、一座知名高校的参观,到一款不知结果的爆款盲盒、一家网红餐厅的位置、一台新款顶配手机、一次足球比赛、一场大型展会等等。
与此同时,他们的话语权,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流量捕手
坊间曾言,人生有三友,医生、律师、保险专家……如今可能要不情不愿改成:“人生有三友:医生、律师和黄牛。”
黄牛能走到这个地位,离不开时势的助攻。
初代黄牛,又称“倒爷”,他们活跃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街头巷尾,收集资源,从电影票、洋烟洋货、邮票到外汇券、原材料,可谓无所不“倒”。到了21世纪初,他们从“资源咖”晋级为“掠夺咖”,掠夺对象包括但不限于:春运火车票、三甲医院的专家号、演出门票等等。

体育比赛前收票的黄牛
随后,互联网来了,黄牛的战斗力大幅提高。
过去,他们通过雇人排队等形式第一时间霸占资源到了互联网时代,黄牛则利用抢票软件+身份买卖,将掠夺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数据显示,普通人完成一次购票操作需要10至30秒,而抢票软件可以在短短几秒内完成,是手速的30倍以上,一切就好比“10万人突然出现在队伍中,挤到你前面排队”,更可恶的是,他们不仅插队,还一口气买下80%的票源。
很多热门票源,甚至在抢票之前就已经被黄牛发布在二手平台上,可见黄牛们对自身技术的自信。而当黄牛遇上“流量为王”的时代,更是如虎添翼。借助足够的技术手段,加上敏锐的市场嗅觉,他们既擅长发现热点,又能及时“追热点”,趁机囤货居奇。

黄牛软件“战力”表
图源:久谦中台
过去,在经济学家看来,黄牛是供给短缺或者价格限制条件下的产物,通过市场交换惠及买卖双方,他们通过“发现”市场可以承受的最高价格,确保那些有最大意愿付费购票的消费者达到目的。
然而,当以“技术+流量”面貌出现的黄牛,掌握了比过去更高的话语权,一个以黄牛为中心的“黄牛经济圈”就此形成:他们的目标依然是将东西卖给“最需要”的人,但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定义什么是“需要”。
黄牛经济圈
价格是最好的注意力经济。近年来不少小众商品的出圈,归根究底,都离不开黄牛的加持。
“谷子”“吧唧”“卡游”“labubu”,这些原本是独属于二次元、追星族、潮玩族年轻人的社交货币,而当这些材料成本并不高的物件,被炒作到与黄金相等的价格时,当社交平台热议“二次元一面墙,北京一套房”时,次元壁就此被打破。

图源:小红书
与此同时,在“黄牛效益”的加持下,一张明星的演唱会门票若不被炒作到令人瞠目结舌的价格无法反应其人气、一家网红餐厅的号码牌没有黄牛兜售,便不值得踏足……
黄牛就像一位“顶级经纪人”,他们的眼光和定价决定了大家该关注什么,该发现什么。
以Labubu为例,有观点认为,真正能威胁到它的,既不是义乌生产的山寨款,更不是竞争对手生产的IP,而是黄牛。
试想,如果没有一个韧性十足的转售(黄牛)市场,Labubu就无法成为奢侈品或收藏品,溢价是它的热度所在,这构成了黄牛与品牌之间“脆弱的互动”。
股价成了这层关系的镜子。
今年9月,部分拉布布热门产品二手市场价格下跌40%左右,有的隐藏款曾“万元难求”,如今也回归到三位数,溢价维持在10倍——当黄牛价格崩盘消息传出后,泡泡玛特随后半个月累计跌幅达15%。

线下排队购买潮玩的消费者
若品牌与黄牛的关系尚算暧昧不清,但不少转售平台则视黄牛为“贵宾”。
媒体于今年6月公开报道了发生在英国的“票王”案。
在英国,倒卖现场演出门票牟利并不违法,但如果使用欺诈手段规避限制获得门票则将被定罪,报道中的几个“票王”无一例外都属于技术黄牛的范畴,如文章形容的那样:
楼上是一个摆满了电脑的房间,电脑嗡嗡作响,买卖着门票,几乎全天候运作的机构……包括Lady Gaga演唱会和《哈利波特》戏剧等活动的门票,以及多张信用卡。
这些黄牛在转售网站被称之为VIP,法庭文件显示,“票王”的公司在大约七年半的时间里获得了2640万英镑的销售收入,英国四大转售网站仅从他一人的销售中就能获得880万英镑的收入(费用与佣金)。
那些持续向顾客兜售大量门票的黄牛还会获得转售平台提供的折扣,例如,如果对方在三个月内销售额达到55万英镑,即可获得4000英镑的现金返还。甚至转售网站的团队,还会向票贩子展示产品,并征求反馈,优化平台的“使用体验”。
军备竞赛
技术黄牛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BBC戏称与他们的对抗已经是一场“军备竞赛”。
一些知名球会公布了过去一年的一些票务数据,显示了技术黄牛的攻击力:
阿森纳取消了3万次“可疑的抽签申请”;
切尔西阻止了35万次“电脑程式购票”;
利物浦关闭了10万个“假帐号”。
6月,绿洲乐队演唱会门票开始预售,仅限少数歌迷可以购买,但不久,他们在英国的演出门票就在转售网站上以面值40倍的价格出售。
据报道,技术黄牛从海外雇佣大批人,利用非法自动软件和多重身份购买批量购买门票。
英国大选前,首相斯塔默的竞选承诺之一,便是“限制门票转售价格、规范转售平台”。

英超比赛,指示牌提醒球迷准备好电子门票
在韩国,找黄牛买票或代抢,被称作“用兵(即雇佣兵)”。近年来,黄牛在韩国异常猖獗,热门歌手或比赛,加价50倍也是寻常。2024年,韩国修订后的《演出法》规定,未来若有人利用抢票软件倒卖门票,将被处以最高一年有期徒刑及最高1000万韩元(约合5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2023年,中国台湾地区增加规定,超过票面价格转售,将依票面价格的10—50倍处以罚款,若使虚假资料或科技工具(如抢票软件、机器人)大量购票,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最高300万新台币(70万人民币)的罚金。
在中国大陆,类似的情形更是不胜枚举。为打击黄牛,我国规定,自2023年起,对观众人数在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活动实行了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每张身份证件一次只能购买一张门票,并且购票人与入场人的身份信息必须一致。
实际上,对于惩治黄牛,我们也有相关法律举措: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涉嫌非法侵入或者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之外,长期来看,最积极应对黄牛威胁的,是那些最终收入都仰赖于粉丝贡献的足球、明星以及潮玩品牌。
一方面,如果产品或门票大量落入黄牛手中,品牌们将难以培养足够的粉丝群体。
另一方面,正如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提醒的那样:“试图把现场体验当作商品,你就有可能毁掉这种体验。”
今年8月,为抵制黄牛,泡泡玛特宣布扩大产能至去年的10倍以上。与此同时,在实名制、抽签制之外,“慢速售票”“团票”等创新策略也被研发而出。
泰勒斯威夫特为自己的演唱会票务设计了粉丝验证、忠诚度测试和分阶段销售等创新方案,降低了黄牛倒卖的风险。
韩国明星IU(本名李知恩)的票务则将优先预售权给予那些加入IU官方粉丝俱乐部并通过指定网站账号进行认证的粉丝。
为管制非法预售门票,IU的经纪公司不惜实行所谓的“暗行御史制度”,对外宣布如果粉丝被发现参与黄牛票买卖,将被永久开除粉丝俱乐部——2024年,就有一位IU粉丝控诉经纪公司矫枉过正,他因“找朋友代买”演唱会门票被拒绝入内,还被粉丝俱乐部永久除名。
国内也有实行“团票”或“答题验证”等类似方式。所谓“团票”,即由明星粉丝后援团和经纪公司联手,通过“先解题后购票”的方式,获取少部分门票,并给予粉丝优先购票权。

粉丝在演唱会上积极应援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采用实名制、抽签制等不过是增加了主办方或品牌的成本压力,变相提高了黄牛票的价格。
而有些情况下,所谓实名制、抽签制都未必能拦截这群“技术黄牛”。
在一些披露的案例中,黄牛可以利用数以万计的身份信息或者AI机器人,先行抢占票源(占座),并高价转卖,然后释放前面占据的票源,再依靠抢票软件“抢回”;有的还能利用软件,冲破限购的阻碍,获得更多票源。

图源:央广网
此外,不同演出地和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法律,对门票的转售交易规则不一,也给了跨境黄牛钻空子的机会。据台媒报道,转售新规出台后,于是,大量票源便集中到了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的黄牛手上。
如今,这场“猫鼠游戏”仍在继续。
结语
人类在理性上追求机会平等,在情感上追求结果平等,但黄牛的存在,同时挑战了这两种公平。
当小巴问DeepSeek如何看待黄牛现象时,作为人类大数据的“传声筒”,它语气不善地将黄牛比喻为“外来物种”,闯入健康草原中,破坏生态平衡,是“市场供需失衡的寄生群体”。
而我们也知道,当一个“外来物种”存在数年,其本身就成为了生态的一部分,同它的斗智斗勇,反倒变成了一门新的“适者生存”游戏。
本篇作者 | 和风月半 | 责任编辑 | 徐涛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
原标题:《这一届黄牛,话语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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