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新闻：据外媒报道，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于10月24日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提出修改安保文件的方针，将考虑进一步增加防卫开支，同时讨论撤销仅限“救援”等5个非战斗目的领域允许装备品出口规则，以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并特别提到了引进核潜艇的必要性。
点评：高市早苗出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就多次表达要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彻底改革武器出口政策以及构建全方位攻防体系，谋求成为具有自主威慑能力的军事大国，其防务政策核心是要通过突破原有体制约束，实现防务力量从“专守防卫”向“战略性防卫”的战略转型。从未来发展来看，这些意图不仅涉及日本国内政策的重大调整，也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值得关注和警惕。
10月14日，川崎重工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第六艘“大鲸”级潜艇下水，该潜艇配备了锂电池，水下续航时间大幅提升，被称为“准核潜艇”。
日本战后安保政策进入深刻调整期
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所主导的日本防务政策调整是其国内长期酝酿的“国家正常化”诉求与外部盟友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计划修改安保文件、发展核潜艇、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并放宽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动向，标志着日本战后安保政策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首先，高市早苗主张防卫预算扩张，通过修改安保文件所期达到的目标不仅是实现既定防务支出占GDP的2%，更意图“进一步增额”，提高到美国政府暗示的3.5%，这一动向背后既有美国要求日本增加防务支出的外部压力，也契合高市本人提出的为应对所谓“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威胁”， 将“不可避免地突破”2%门槛的执政理念。为了实现巨额防务开支，高市政府宣称计划通过增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和烟草税作为防卫费增额的部分财源，反映了未来将国家安全与防务建设作为战略优先项的路线。
其次，高市早苗计划推动武器出口政策改革，旨在彻底解除战后日本长期秉持的武器出口限制，为其国防工业开拓国际市场并深化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安全捆绑。日本的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是一个渐进过程。2014年日本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开始逐步解禁武器出口；2023年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实施方针，允许出口导弹等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2024年日本再次修改这一实施方针，允许向第三国出口战斗机等装备。此次高市考虑朝着撤销“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相关规则展开讨论，将使这一突破达到新的高度，推动日本战后武器出口政策实现根本性逆转。
最后，高市早苗政府防务改革涵盖传统与新兴领域，着眼于构建兼顾装备自主与同盟协作的全方位防卫体系。在2025年版的《防卫白皮书》中，日本强调发展所谓“反击能力”，明确提出尽快启动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采购计划，目标在2026年前完成500枚部署，将显著增强日本的自卫队远程打击能力。同时，日本还大力发展跨域作战能力，2025财年防卫省为太空和网络作战领域申请的预算分别较上年增长115%和29%，并计划投入1238亿日元（约合人民币57.6亿元）用于研发制造下一代军用通信卫星。此次高市早苗也宣布将讨论扩大利用无人机以及增强太空和网络领域的防卫能力，表明其将对全方位防卫体系进行重构升级，意图在实质上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限制。这些举措都将推动日本战后安保政策进入一个深刻调整期。
日本将在2026年起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远程打击能力将大幅提升。
处心积虑推动核潜艇发展规划
引进核潜艇是高市就任首相后公开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寻求核潜艇经历了一个在常规潜艇技术领域深耕数十载、逐步积累后谋求终极突破的战略历程。二战结束后，日本的潜艇发展在美国扶持下重新起步，并通过持续的技术迭代，为日后寻求核潜艇奠定了坚实的工业基础与设计经验。1955年，日本通过租借美国“小鲨鱼”级潜艇“斑革魨”号（后更名为“黑潮”号）重启潜艇事业。以此为基础，日本于1960年建成战后首艘国产潜艇“亲潮”号，标志着其潜艇建造正式走上国产化道路。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潜艇开始向大型化和隐身化方向迈进，特别是“夕潮”级和“春潮”级的建造，使其潜艇技术逐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到了90年代，日本的“亲潮”级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达到3000吨，成为当时世界排水量最大的常规潜艇之一。
但是，由于受到和平宪法的限制，日本无法直接发展核潜艇，因此倾力于通过尖端常规技术，打造具备部分核潜艇性能特征的“亚核潜艇”或“准核潜艇”。例如，为克服常规潜艇需频繁上浮充电、易暴露行踪的致命弱点，日本将目光投向不依赖空气推进（AIP）系统，使潜艇持续潜航时间可达3周左右。此外，在“苍龙”级后期艇及后续的“大鲸”级潜艇上，日本全球首创地采用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取代传统的铅酸电池结合AIP系统的方案，被认为是日本在常规动力潜艇技术领域实现的一项重大创新与超越。
日本常规潜艇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也为日本未来发展核潜艇奠定了技术基础。
经过长期技术储备与能力铺垫，日本国内开始出现关于发展核潜艇的讨论，并逐渐从民间和学界走向官方政策层面，寻求根本性突破。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的“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相关专家会议”向防卫大臣提交报告，明确指出在发展下一代动力潜艇时，“不能排除核动力”，并呼吁应“不受常规做法的束缚”，以实现长距离、长时间的水下航行为目标，重点考虑核动力潜艇。这份报告首次在官方层面将核潜艇选项明确化，标志着日本潜艇动力发展的战略转向。
与此同时，日本由三菱重工和川崎重工两家船厂轮流承担潜艇建造任务，保持了强大的独立设计和生产能力，为潜在的核潜艇建造奠定了产业基础。例如，2024年日本川崎重工在公布的下一代潜艇设计方案中，尽管仍标明为常规动力，但其诸多特征显示出核潜艇化的倾向。总体上来说，日本寻求核潜艇的发展轨迹清晰地呈现出“技术积累、边缘突破与政策探路”三个阶段，最终实现对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追求目标，其背后体现了长达数十年的技术积淀与步步为营的路径规划。
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高市早苗政府通过大幅增加防卫预算、彻底改革武器出口政策以及构建全方位攻防体系等举措进行的防务政策调整，是其国内长期酝酿的“国家正常化”诉求与外部盟友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地区国家的安全关切并可能刺激军备竞赛，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是冲击地区战略平衡与安全格局。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特别是其对核潜艇等战略性进攻武器的追求以及防卫预算的大幅提升，将极大改变东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对比，对现有的区域战略平衡构成严重冲击。若日本最终装备核潜艇，将显著增强其控制关键海上通道、进行远海前出部署以及实施战略威慑的能力，这势必会改变西太平洋地区，特别是水下作战力量的现有平衡。此外，日本计划大幅放宽武器出口限制，考虑在向所谓“友好国家”转让杀伤性武器时采取"不设限制"的思路，通过武器出口与相关国家形成“准军事合作”关系，也将可能改变地区军备扩散的态势，从而加剧地区安全关系的复杂化。
日本计划研发潜射巡航导弹，进攻性远程打击能力立体化发展。
二是刺激军备竞赛并加剧地区争端。根据行动-反应模式，一国通过大幅提升军力增强自身安全的行为将可能被他国视为威胁，从而导致他国也采取加强军备的措施，最终可能使得所有国家更不安全，从而产生“安全困境”。日本强化自身军备的行为将会在区域内产生较强的负面示范效应，并刺激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使得现有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和激烈。例如，日本若持续提高军费并发展核潜艇，很可能在亚太地区产生类似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刺激周边国家跟进增加军费投入，从而引发区域性的军备竞赛。
三是挑战战后秩序与和平发展。日本防务政策的激进转型，不仅涉及战术层面的调整，更深层次地冲击了亚太地区战后基于和平主义的国际秩序框架，其历史观与军事动向的结合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深切担忧。“无核三原则”是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重要象征。日本若最终决定研发核潜艇，将会对该原则构成根本性挑战，不仅会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的政治和法律争议，还将动摇地区安全互信的基石，对全球体系造成严重冲击。
由于日本在二战侵略罪行上缺乏深刻反省，基于历史记忆的担忧，日本任何强化军事能力的举动都会在地区内被放大检视，一旦在军事上成为“能战之国”，其未来发展动向必然会让曾遭受其侵略的邻国感到忧虑，相关发展动向值得持续关注。
（兵韬志略是由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凌云志为澎湃防务栏目开设的个人专栏，盘点近期重大防务事件，评点信息背后暗藏的玄机，剥茧抽丝、拂尘见金，两周一期，不见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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