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牛马：埃及大转折时代的动物》，［美］阿兰米哈伊尔著，张丹丹译，光启书局，2025年9月出版，456页，138.00元
尼罗河三角洲的冬天，总带着一种潮湿的静默。1780年代的某一个清晨，埃及农夫哈桑走出自家的泥砖屋，却再也听不到牛的哞哞叫声——昨夜的瘟疫带走了他最后一头耕牛。失去了牲畜，他的土地成了一片无法翻耕的荒地。不久后，他带着家人前往大地主的庄园，成为一名劳工。就在这样的无声迁徙中，埃及乡村的能量结构、社会关系，乃至奥斯曼帝国的政治肌理，被悄然改写……
在十九世纪初的埃及，牛与马的死亡远不止是自然灾害。随着席卷尼罗河流域的动物瘟疫，大量牲畜倒毙田野。无数像哈桑一样失去了牲畜的农民纷纷背井离乡，沦为精英庄园中的雇佣工与徭役劳工。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兰米哈伊尔在《消失的牛马：埃及大转折时代的动物》（以下简称《消失的牛马》）中指出，这场“动物的消失”事实上开启了人力取代畜力的时代——一个以人代畜、以劳动身体重塑经济秩序的现代性开端。然而，这并非一部单纯的农业或动物史。米哈伊尔追踪的不仅是牲畜的足迹，也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埃及，人、动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变形史。从牛马到狗，再到大象与长颈鹿，这些动物的出现与退场，勾勒出一幅关于能量、疾病、帝国与知识的交织图景：牲畜的灭亡重塑了乡村社会，狗的“污名化”预示了现代公共卫生体制的兴起，而大型动物的“被管理”则标志着国家在自然世界中确立的新权威。《消失的牛马》提醒我们，现代性的降临并不总以机器和工厂为标志——它也可能始于一场动物瘟疫，始于那些被历史叙事遗忘的牛马的倒下。
人与兽：奥斯曼埃及的生命政治
近代早期的埃及乡村是这个人与动物互动故事的起点。这是一方由牛、驴和骆驼的呼吸声维系的世界，它们拉动犁铧，碾磨谷物，驮运货物，是农民财富的象征，也是土地能否被耕种的前提。没有牲畜，就没有劳动；没有劳动，就没有生计。在前工业社会里，动物是乡村社会真正的心脏。透过伊斯兰法庭档案，米哈伊尔展示了动物在契约、遗产、债务与婚姻的文字之间的往来，它们与人一样被书写、被计算、被继承。然而，这个由动物维系的秩序在十八世纪末被打破，瘟疫先是袭击了人，又袭击了牲畜，那些维持农业生产秩序的生命大批死去。没有了牲畜，原本动物承担的劳作任务被转移到人的肩膀上，人力取代了畜力。农民也失去了与土地相连的纽带，被迫离开村庄，成为大地主庄园中的雇佣工。大地主阶层趁机整合土地与劳动力，原本的权宜之计“以人代畜”被固化为一种新常态——人类身体被重新组织为劳动力，乡村的能源体制由此转型。这一转变一旦开启，便无法停止。由于新兴地主庄园对劳动的需求更加复杂，同时大量无产农民恰好可供驱使，即便后来瘟疫退去，动物的数量有所恢复，它们也不再是埃及乡村劳动力的核心。因此，在十九世纪机器普及之前，埃及已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前工业化”转型，劳动形式与社会结构同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如果说牲畜的消失揭示了人如何被迫成为新的劳力，那么狗的命运则展现了人如何重新定义动物。这一关系在奥斯曼埃及乃至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中经历了漫长而微妙的变化。米哈伊尔将时间回拨到十世纪，追踪伊斯兰世界中关于狗的论述变迁——从法学家对其“不洁”的警惕，到后来承认狗在社会中具有清洁与防卫的功能。在前现代时期，狗作为城市的一部分，游走于动物与人类之间。它参与社会经济生活，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守护人类的家园。然而到了十九世纪，随着现代公共卫生与城市管理理念的传入，狗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它们被界定为疾病的载体，引发了一系列清除行动。这一转变标志着狗不再扮演生产性的社会经济角色，彻底被划入动物的范畴，成为受到国家管理的对象。这场转变看似关乎卫生与城市治理，实质是现代国家如何以“卫生”的名义重新划定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界线。
最后，米哈伊尔的目光转向那些“大型魅力动物”——狮子、长颈鹿、大象、河马乃至老虎和鸵鸟。它们是自然界的奇观，也成为帝国君主开展礼物外交、彰显个人权势的重要媒介。这些大型动物的流通不仅是一种区域现象，而是融入了近代早期以印度洋为中心的动物贸易网络之中。作为这一网络的重要陆路运输节点，埃及承接了来自印度、非洲及更远东方的大型魅力动物，再经港口穿越地中海，运往伊斯坦布尔，形成了一个跨地域、涉及驯养、运输与贸易的复杂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大型动物的迁徙与使用依赖人类的驯养与照料，同时依托庞大的饲养、运输与管理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动物本身并非完全可控，它们的力量、性格与生存需求使得人类不得不在实践中进行妥协。到达伊斯坦布尔后，这些动物既在宫廷动物园中向外国来宾展示君主的财富与权威，也在帝国游行中向臣民彰显统治者对自然的掌控与驾驭。然而到了十九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兴起，这些大型动物逐渐被异化，进入一种新的“人兽秩序”。它们在社会中的神秘性与敬畏感被剥离，被圈养、测量、饲养与繁殖，用于生产、军役、动物学收藏以及兽医学教育等多重用途。在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兽医学校、丝绸试验场与动物园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性的知识与控制体系，动物被安排在专门设计的与人类隔离的空间中，成为科学研究和国家治理的对象。国家通过垄断关于动物的知识与管理权，使动物成为现代治理与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不仅重新界定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巩固了自身权威，标志着一种新的“动物政治”的出现。
描绘埃及丰富动物资源的欧洲绘画，来自阿兰米哈伊尔的收藏。
读至此处不难发现，书名“消失的牛马”不仅指动物从物理世界的退场，更标志着一种旧有世界观的终结：动物不再是社会的一部分，而被排除在人类历史之外。米哈伊尔试图追索那段被遗忘的共生史——人与动物共享命运，彼此塑造；而所谓现代性，正是从这种共生关系的破裂开始的。
把动物作为方法
通过动物重新定义“历史”本身，让动物重新进入历史叙事的中心——米哈伊尔的史学尝试，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中展开的。他并非单纯为“动物史”辩护，而是借助动物的生存轨迹重构近代埃及的现代性。在《消失的牛马》中，动物既是能量系统的节点，也是社会关系的媒介，更是国家权力重新定义生命的标尺。通过牲畜、狗与大型动物这三个层次的叙事，米哈伊尔构筑了一种跨越生物与政治、自然与制度的解释框架。
首先，这一方法论创新体现在视角的转换。传统的奥斯曼研究往往以人类、制度或国家为中心，从档案、税收与行政体系中寻找解释；而米哈伊尔则将非人类行动者纳入叙事，将动物的身体、疾病与劳作当作政治与经济的基础变量。通过这一转换，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帝国秩序的维系方式——不仅依赖政治与宗教，也依赖能量的流动与物种之间的合作。
其次，《消失的牛马》的材料与叙事结构也展示了环境史与微观史的融合可能。其并未止步于宏大的生态叙事，而是从伊斯兰法庭档案、城市编年史、动物园账册、私人信件等碎片化材料中，重建出动物与人的共生世界。这种自下而上的叙述方式，使得动物既不是象征，也不是隐喻，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历史存在。更重要的是，《消失的牛马》在史学上完成了对“现代性”概念的去人类中心化。传统的埃及现代化叙事多以穆罕默德阿里的国家建设或英法的殖民干预为标志，《消失的牛马》则表明，现代性的萌芽早已埋藏于自然与劳动的变迁之中——它始于牲畜的死亡，始于动物劳力能源体制的崩溃与人类身体与劳动的重新排列。现代性并非某种外部输入的制度模式，而是一种物质与生态层面的重组过程。这一洞见，不仅拓展了中东环境史的研究边界，也为现代性的多元起源提供了一种非欧洲中心的样本。
如果将本书与米哈伊尔的另外两部重要著作《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一部环境史》（Nature and Empire in Ottoman Egypt: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以及《奥斯曼的树下》（中译本参见《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白贤达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结合起来阅读，我们会发现《消失的牛马》在米哈伊尔个人学术谱系中占据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这三部作品既相互呼应，又共同构成了米哈伊尔重塑奥斯曼帝国史书写的一条独特学术脉络。
《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一书脱胎于米哈伊尔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环境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这本书通过讲述环境危机如何推动帝国治理与能源体制的转型，揭示自然与权力在帝国发展历程中的深度缠结关系。书中，他以奥斯曼时期的埃及为案例，通过梳理埃及乡村法庭档案和帝国中央档案，指出奥斯曼帝国在近代早期依靠运作一套复杂的自然资源管理机制来维持统治。在这一机制中，农民凭借环境经验主导着水资源分配，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得到了尊重；与此同时，水流、淤泥、粮食、木材等自然元素也深度介入到与权力和社会结构的互动之中，牵动着帝国在埃及的每一根权力末梢。然而，自十八世纪中期以来，气候异常、瘟疫与自然灾害频发，深刻动摇了埃及原有的资源管理与劳动力体系，削弱了奥斯曼中央的控制。灾害导致大量役畜死亡，人力逐渐取代畜力成为主要劳动力来源，农业生产方式随之转型。进入穆罕默德阿里时期，国家强化社会控制与工程建设，迫使农民承担更繁重的灌溉与劳动任务，在高压的生产规训下，农民与自然环境共同被纳入新型国家治理体系，从而构成新的“埃及帝国”的社会与生态基础。通过此书，米哈伊尔成功将环境史方法引入奥斯曼—中东史研究之中。
稻米种植区的茂密草地，牛与人正在耕作。图片出自诺登的《埃及和努比亚之旅》第二卷图版30，耶鲁大学贝内克珍本书籍与手稿图书馆。
而《奥斯曼的树下》则可以视为这一研究方向的深化与拓展。这本书突破了地域与题材限制，从粮食、水利、木材、疾病、气候与人畜关系等多个主题，构建起帝国生态治理的宏观图景。书中，米哈伊尔创造性地对帝国创立者奥斯曼一世（Osman I）的梦境进行了字面解读，指出奥斯曼帝国自创立之初就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其百年基业正是建立在对庞大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把握上——树木、河流、粮食、淤泥等自然元素构成了帝国统治力量的来源，而瘟疫、干旱、水灾、气候变化等自然变迁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帝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该书不仅延续了他早期对环境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也在叙事层面实现了从地方生态史向整体帝国生态史的跨越。
米哈伊尔著《奥斯曼的树下：奥斯曼帝国、埃及与环境史》
相较之下，《消失的牛马》在这两部作品之间扮演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它一方面拓展了《奥斯曼埃及的自然与帝国》确立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又为《奥斯曼的树下》奠定了叙事框架。通过由“自然”到“生命”的主题转换，《消失的牛马》将研究焦点从水流、土壤、木材等自然资源转向牛、马、驴等动物作为历史行动者的能动性。这一转变从环境史走向动物史，从资源政治走向生命政治，标志着米哈伊尔学术理路的成熟与深化，也为他接下来拓展更多元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在这种学术演进的背后，其实是米哈伊尔对“帝国、环境与权力之间的互动”这一更宏大主题的持续关切。在他看来，无论是灌溉工程中的水流，还是动物劳力，抑或是环境变迁，它们都在重塑帝国的社会关系与权力结构。米哈伊尔借助动物的视角，展示了如何通过“非人类因素”重新思考帝国、社会与生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为奥斯曼帝国史研究提供了脱离欧洲中心范式的可能路径，同时也质疑了现代性叙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在气候危机与生态政治日益成为全球议题的当下，米哈伊尔的研究也具有现实关怀。《消失的牛马》并非只是关于过去的动物史，而是一则关于未来的政治寓言。正如本书的结论标题“人类的末日”所展示的那样，现代性的代价从来不是抽象的，曾经动物所遭遇的命运，最终也降临在了人类身上。这种命运的重演，正是米哈伊尔最具穿透力的洞见所在。在动物的生与死、被驯服与被驱逐之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埃及，也是当今世界的现状——以自然为代价的发展主义理念仍然徘徊在现代文明的阴影之中。这提醒我们，所谓的进步或许正是另一种形式的掠夺与消亡。
尽管《消失的牛马》在叙事、史料使用及理论视角上具有开创性，其局限性仍值得关注。例如，米哈伊尔过高估计了近代早期埃及农民作为动物财产所有者参与乡村经济的能力；也过于强调气候、瘟疫等非自然因素在埃及乡村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关系和制度设计所造成的财富与阶层分化。事实上，以土地为基础、由地方精英经营的包税区（iltizm）长期构成埃及乡村财富的主要来源，但米哈伊尔对此仅简要提及，很少强调包税人对农民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此外，史料使用上的差异也带来局限。第一章利用乡村法庭记录，通过丰富的细节描绘营造出翔实的地域感；而第二章依赖城市编年史，使乡村环境简化为无名的农民与垂死的牲畜，这种差异削弱了论证乡村劳动力经济转变的解释力。但这些局限并未削弱本书的学术贡献。《消失的牛马》在史料与解释上的张力，恰恰为未来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如何更精细地考察动物、地方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复杂互动，仍然是亟待奥斯曼环境史与动物史学者回答的重要问题。
从《消失的牛马》透视奥斯曼—中东史研究的“动物转向”
传统的奥斯曼—中东史往往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关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经济关系，但这种叙事忽视了人与动物、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无法呈现出奥斯曼帝国与中东社会运作的全貌。正如维也纳大学的奥斯曼环境史新锐学者欧努尔伊纳尔（Onur nal）所言，“奥斯曼帝国并非单纯的人类王国。动物深刻地塑造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同时自身也在历史进程中被塑造。”在帝国漫长的历史中，动物与人类共享了相同的地理与制度空间，它们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类提供穿越沙漠、山脉与草原的动力，被用于朝觐、征服新领土、运输货物、耕种田地，甚至驱动各类装置；同时，它们还为人类提供食物、衣物、保护与娱乐。然而，这些动物并非总是顺从的伙伴——它们有时也会破坏庄稼，威胁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总之，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它们与其他非人类行动者一道，共同影响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发展轨迹。
事实上，受人类学、地理学、交通史与技术史的启发，以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苏莱娅法罗绮（Suraiya Faroqhi）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便在该领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以重新认识、评价动物的历史地位，把它们视作“行动者”而非沉默的叙事背景（两位学者都以骆驼作为分析对象，前者的代表作已有中译本《骆驼与轮子》，于子轩、戴汭等译，罗新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后者的代表作为“Camels, Wagons, and the Ottoman Stat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14, No. 4, 1982, pp. 523–539）。
理查德布利特著《骆驼与轮子》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延续了这一研究取径，进一步拓展了“非人类能动性”的问题。他借用伽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底层能否发声”的提问，考察蚊子如何通过传播疾病影响环境与殖民治理，成为埃及现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无声的行动者”。米切尔指出，以蚊子为代表的非人类因素并非被动的背景，而是深度介入殖民医学、卫生体制、国家机器运作的重要角色，其与人类的互动影响了整个埃及国家的权力与知识生产。
自2010年以来，动物史构成了蓬勃发展的奥斯曼—中东环境史的重要维度，一系列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令人欣喜的是，虽然这一学术转向开始于英语学界，但土耳其本土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学术转向，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与英语学界展开对话。除了米哈伊尔的研究（包括《消失的牛马》在内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最具分量的是苏莱娅法罗绮于2010年编辑出版的《奥斯曼帝国的动物与人》（Animals and People in the Ottoman Empire, stanbul: Eren, 2010）。其中不仅有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章，还收录了许多土耳其学者的相关作品。这些研究指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市场或财产权意义上的主从关系，也包含了情感、信仰与伦理的维度。遗憾的是，这本书关注的时段只局限在近代早期，对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人与动物关系涉猎不足。当然，最近已经有一系列作品填补了该时段的研究空白，如欧努尔伊纳尔、塞米赫切利克（Semih elik）和贾汉吉尔君多杜（Cihangir Gndodu）分别从骆驼、水牛和狗切入，探讨这些动物在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中扮演的多种角色——它们或是经济生产与交通运输的关键力量，或是帝国现代卫生治理与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对象。这些研究不仅延续了动物史“去人类中心化”的问题意识，也进一步揭示了动物在现代国家形成与社会变迁中的复杂能动性（上述三位学者的作品分别为Onur nal, “One-Humped History: The Camel as Historical Actor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pp. 58–72; Semih elik, “‘It’s a Bad Fate to Be Born Near a Forest’: Forest, People and Buffaloes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North-Western Anatolia,” in Onur nal, Yavuz Kse, eds., Seeds of Power: Explorations in Ottom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White Horse Press, 2019, pp. 111–133; Cihangir Gndodu, “The State and the Stray Dogs in Late Ottoman Istanbul: From Unruly Subjects to Servile Friend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4, No. 4, pp. 555–574）。
不仅如此，近期无论是土耳其语学界还是英语学界，在该领域都有新的进展，且双方有着非常频繁的学术对话。例如，伊斯坦布尔比尔吉大学（stanbul Bilgi niversitesi）成为土耳其首个成立动物史研究小组的单位。2023年12月，该大学成立了“动物—动物史网络”（Hayvant -Hayvan Tarihi A），并搭建了自己的网站和数据库，旨在汇聚关注动物与历史关系的学者。2024年5月，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和科奇大学安纳托利亚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举办了题为“安纳托利亚与土耳其历史中的动物”（Animals in Anatolian and Turkish History）的国际会议。会议由约翰麦克尼尔的高足费萨尔侯赛因（Faisal Husain）主持，旨在探讨动物在安纳托利亚与土耳其历史中的作用，研究动物如何在不同时期塑造了安纳托利亚与土耳其的历史经验，以及安纳托利亚与土耳其社会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不同动物群体的过去与现在。今年5月，在科奇大学安纳托利亚文明研究中心的支持下，“动物—动物史网络”研究小组举行了同名学术座谈，嘉宾们围绕该小组的形成历程展开讨论，探讨动物如何帮助研究者以一种更具包容性与整体性的方式理解奥斯曼—土耳其历史。
与此同时，莱顿大学出版社组织了当前相关领域的一批新锐学者，由阿兰米哈伊尔领衔，推出了“中东环境史”丛书。这套丛书旨在出版关于中东地区环境史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塑造未来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方向。丛书选题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并不仅限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中东，而是从古代晚期直至当代；地域跨度也极广，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中东，关注这一地区及其多样环境的特殊性。到目前为止，该系列已出版的两部作品的主题都是动物史（Yonca Kksal zyaar, Can Nacar, Anatolian Livestock Trade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4; Richard W. Bulliet, Exploring Animal Energy in the Arid Zone: More Camels, Fewer Wheels,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2024）。
可见动物史研究已成为中东环境史乃至整个中东史研究中最具活力与前沿性的领域之一。无论是对奥斯曼帝国晚期安纳托利亚牲畜贸易的考察，还是对干旱地带动物能量系统的追溯，这些研究都突破了传统政治与经济史的框架，也使学者得以从能量、生态与跨物种互动的视角，重新理解中东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从而为中东史学研究带来一种真正“去人类中心化”的叙事方式。
历史不只是人类的独白，而是人与动物、自然共同编织的合唱。理解过去的关键或许不仅在于人类做了什么，而且在于我们与谁共生。以《消失的牛马》为代表的动物史研究，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埃及和奥斯曼帝国，也让我们重新思考自身所处的世界——一个依然在重复着那些旧有问题的世界。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